孝南：税宣“春风”助企“向新而进”

法为了从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具体行为的映象中解脱出来，为了具有更抽象的概念性质，需要实现内在于概念性质之中的选择作用。

我们除了把要社会纳入到法律思考、法律实践之中来分析，还需要注意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因为道德是抽象的概念，随着具体情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甚至带有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很难给出明确的标准。

我自己感兴趣的倒是道德的几种不同功能、不同类型，至少有两种值得特别的关注。所以，从秦朝开始就设置专门的官员来负责法律的解释，来负责法律实施的监督，这种注重监督的思路一直延伸到今天，表现为越强调法治，就越要加强监督权。如果说，这篇文章要进一步加以讨论的话，或者说我以读者的视角来评论，有几点是想向梁老师请教的。面对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知识界应该如何作为，如何做出应有的调整去互动，理论如何联系实际，这值得思考。这方面，我们知识界所做的努力其实是不够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再加强一下他很擅长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视角，可以对德治做更深入、更有时代感的分析。特别是在近几年，一些核心国家行动者的传记、回忆录或年谱都已经发表，其中有非常大的有用信息，我认为梁老师在做研究的时候应该把这些材料也利用起来…… 第二个，国内，尤其我们这年龄的人，早期都被文革整怕了，但实际上文革也是有法的，只不过这个法系太糟糕，导致整个乱套了。所谓惟一，是指在实践中运行的文本有且只能有一个。

需要说明的是，法律条文不同于法律规范。关于法律修改，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书中的提到，对于初级规则体制之静态特质，我们将引进所谓的变更规则来加以补救。作者简介：夏正林，法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26]这些媒体和出版单位很多是正式的官方的，但没有经过权威机关授权的，抢在权威机关正式公布之前公布，抢占市场，实际上是涉及利益的，属于市场行为。

立法法之所以规定了标准文本的形式，也主要防止这类错误。因此，通说皆以生效为法的溯及效力的时间分界点。

比如，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将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13]穗积陈重说，法律一旦成立，不问事实上如何，皆视为人民已 通晓，任何人皆不能以不知为理由，而逃其责任或免于刑罚。[3]认真对待法律文本，首先，需要认真对待法律文本的公布，尤其是在自媒体非常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速度快，方式多元，就更需要重视文本的发布的规范性和权威性。3.签署文本 签署文本是指经过立法机关表决后送交签署机关签署公布的文本。

法律是一套要求所有社会成员都遵守的规则体系，首先必须为社会公众所知晓，这是公布的最低限度的意义。规范正是在语音、句法和语义方面赋予语言事件以其确定的、在各种形态中保持不变的、可重复辨认的形式。2.使用的文字必须清晰、严谨。当然，法律文本建设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即使在立法过程中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相关的问题，因此，应当用实践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法律文本建设工作。

当总统‘将错就错，以总统令公布施行具有显然错误乃至于重大违宪嫌疑之法律条文而令舆论贻笑大方，其所栽害者，不但是法律的尊严，也包括立法院最为全国最高民意机关与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之尊严。[4]2010年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也是指文本上意义上建成的，民法典则是在社会主义体系建成后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文本。

需要强调的是法律公布不是法律宣传，这虽然是一项市场行为，但会损害立法机关的权威，也需要严格加以规范，必须要等权威机关签署公布后才能发布。而在判例法体系下，则主要表现为由法官判决而产生的判例的集合。

将草案文本向社会公布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听取社会的意见。与上述学界所讨论的司法解释不同，本文着眼于立法解释。叙述意义上的法律规则，是以对某些条件赋予某些后果的假设性判断。通过公布为社会提供了惟一的得遵守的规则，免得社会处于规则的混乱状态。[7]如果文本使用的文字含义不准确、 不严谨，立法机关的意图就不能明确地表达出来，规范效力不能完整地体现出来，就会损害立法机关的权威性，并最终损害法治的权威性。公布的对象即可以社会普通成员，也可以是特定的人员，如有关专家、部门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这就会引发一个问题：如果在这两个时间差阶段中发现公布的文本与标准文本不一致，能否进行修改？对此，立法法并没有明确有规定，而且在实践中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但不能说明这个问题不存在，恰恰相反，是有很可能存在的，比如，此次民法典在得到授权的媒体公布后，如果有些社会人士提出的修改意见需要被采纳的，就属于这一情形，值得重视和研究。法律文本承载着规范、准则，应当清晰和严谨，便于人们在实践生活中准确理解和遵守。

国内学者董潘舆教授认为该以法开始生效或者说施行而不是法的公布为时间分界点。这种公布是一种社会公布，也是一种商业市场行为，在网络条件下，自媒体比较发达，会越来越普遍。

再比如，英王不批准议会通过的法案，就会被认为是一种违宪活动，可见英国国家元首的公布法律的权力实际上也仅仅是一种程序上的公布权。比如，这次，民法典刚刚通过，还没有由法定机构正式公布时，就有许多出版社开始发行了。

[18]但有学者认为，公布并不是法律生效的要件，只要经过立法机关的表决，法律就已经完成，公布只是告之国民，使其知晓的行为。[17]如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根据内阁的建议公布法律。其中的原因有可能是授权者提供的文本存在问题，还有可能是因为受权者发行时的错误而出现问题。这标明中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各项事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

如果表决后确需修改个别字句的，应启动修改程序以单独条款表决形式进行。[21]参见朱福惠、邵自红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美洲、大洋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92页。

有的规定于公布之目起生效,如芬兰、新加坡;有的规定1日后生效,如奥地利;有的规定3日后生效,如保加利亚;有的规定公布后第15日生效,如意大利。三、法律文本的公布 法律文本的上述要求和特征，使得文本只能由权威机关公布，即使是经过修改或解释的，也需要在根据相应的法定程序进行修改或解释后，最终的文本仍然要由权威机关的公布。

而对于法律的标准文本公布后，还没有实施的，在这个期间出现需要修改的情况，应当根据法律修改的程序进行，以保证立法的权威性。4.标准文本 标准文本的公布有严格的法定要求的，刊宪后才能正式有效。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文本为标准文本。日本最著名的宪法学家曾解释说：公布是指对已经成的国家法律形式 (法律… … 等 ) 使一般国民周知的行为 近代各国的法律形式，原则上是在公布之后 (与公布同或于公布后的一定期日)发效 ( 施行 )。[25]行政法规或规章通过、签署后需要公布的，一般在政府公报上刊载。

[14]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现存法规为基础，以忠实于法律文本载明的规则进行思维。

其中，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的文本才是标准文本。具体说，文本公布的意义主要表现以下三个层面：（1）使守法者知晓文本。

这样在立法程序上可以确保立法者意志和法律公布的严肃性。[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